在知识产权诉讼领域，专利侵权与垄断行为的交叉案件日益增多。被诉侵权人常常以专利权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作为抗辩事由，但司法实践中真正获得支持的案件并不多。核心症结在于：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这是反垄断审查的“闸门”，跨不过这道门槛，后续的滥用行为分析便无从谈起。
本文以律师实务视角，结合裁判要旨与办案经验，系统拆解专利侵权与垄断行为纠纷中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法律逻辑、举证要点与常见争议。
一、问题的提出：专利侵权诉讼中的垄断抗辩为何难获支持？
专利侵权纠纷中，被告常用的抗辩路径有以下三种：
- 主张原告专利权无效；
- 主张自身技术方案不落入涉案专利保护范围；
- 主张原告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并滥用该地位（如拒绝许可、不公平高价、搭售非必要专利等），据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起诉或判决原告承担垄断侵权责任。
第三种路径在标准必要专利（SEP）领域尤为常见。因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被认定为“必须许可”的技术权利持有人，若其违反FRAND（公平、合理、无歧视）承诺，可能同时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滥用行为。但这一切讨论的前提是——专利权人是否在相关市场上具有支配地位。
司法实践中，大量案件止步于“市场支配地位无法认定”这一环节。原因在于：原告（被诉侵权人）往往笼统地主张“对方拥有专利，我是弱势方”，却未能提供关于相关市场界定、市场份额、进入壁垒、交易依赖程度等方面的充分证据。反垄断分析强调经济学逻辑，法院不会仅凭“技术领先”或“专利数量多”就推定支配地位。
二、相关市场界定：一切分析的起点
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首先需要划定“相关市场”。根据《反垄断法》第十二条及《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相关市场包括相关商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
（一）相关商品市场：技术市场与产品市场
在专利侵权与垄断交叉纠纷中，相关商品市场通常不是“专利产品市场”本身，而是技术许可市场。当某项专利技术成为行业标准或事实标准时，实施者没有其他可替代的技术方案，该专利技术的许可即构成一个独立的相关市场。
例如，在通信领域，某专利权人声称其拥有5G标准必要专利。若实施者无法绕开该项专利，且市场上不存在具有紧密替代关系的其他技术，则该单项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市场即可被界定为独立的相关商品市场。
当然，如果被诉侵权行为涉及的是非标准必要专利，相关市场可能被界定为“同类技术之间竞争的市场”，而非单一的专利许可市场。因为被诉侵权人可以选择采用替代技术。
（二）相关地域市场：国内还是全球？
地域市场界定主要考虑许可行为的地域范围、专利的地域效力、实施者生产销售的地域等因素。专利权具有地域性，中国专利权的效力范围限于中国境内。但专利许可市场的地域范围可能超出国境——例如，全球许可谈判中，权利人与实施者约定的许可地域往往是全球多国。此时，相关地域市场可能被界定为全球市场，也可能被界定为中国市场，需要结合具体交易背景判断。
（三）以案说法：相关市场如何影响支配地位认定
在某通信标准必要专利侵权纠纷案中，专利权人甲起诉制造商乙某侵犯其标准必要专利权。乙某抗辩：甲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且以不公平的高价进行许可，构成滥用。
法院在审查时，首先追问的是：相关市场是什么？原告主张是“全球4G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被告主张是“涉案单项4G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市场”。法院最终认定，由于该专利被纳入4G标准，任何制造符合4G标准的设备都必须实施该项专利，不存在替代方案，故相关商品市场为“涉案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市场”，相关地域市场为中国国内市场。
尽管该案最终因证据不足未能认定过高定价，但法院明确指出：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市场可以构成独立相关商品市场。
（四）实务提示
- 对于被诉侵权人：主张相关市场应尽量“窄”，聚焦于“单项专利/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以增强支配地位认定的可能性。
- 对于专利权人：主张相关市场应尽量“宽”，将替代技术、替代许可方案纳入同一相关市场，以稀释自身市场份额。
三、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因素：五个维度缺一不可
《反垄断法》第十八条规定了认定市场支配地位应当考虑的因素；第十九条则规定了推定规则——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可以推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需要注意：“可以推定”不等于“必然认定”，对方可以提出反证。
在专利侵权与垄断纠纷中，法院通常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市场份额与相关市场竞争状况
市场份额是最直观的指标。在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若该专利为“必要”技术，则其许可市场份额往往接近100%。但仅仅有市场份额还不够，法院还要考察相关市场是否存在实际或潜在的竞争。
例如，在标准化组织制定标准的过程中，若多个企业各自拥有必要专利，这些专利之间可能形成“交叉许可”的竞争格局。此时，单一专利持有人未必具有支配地位。
（二）控制交易条件的能力
专利权人能否单方面决定许可费费率、许可范围、许可期限？如果实施者对上述条款没有实质议价能力，只能被动接受，则说明专利权人具有较强的控制交易条件能力。
（三）交易依赖程度
实施者是否无法回避该专利技术？若实施者的产品必须符合某项标准，而该专利是标准实施的唯一途径，则实施者对专利权人存在“高度依赖”甚至“完全依赖”。
（四）进入壁垒
潜在竞争者能否容易地进入该技术许可市场？若其他企业难以研发出替代技术并使其成为行业标准，或存在高昂的研发成本、时间成本、专利丛林壁垒，则进入难度大，支配地位更易成立。
（五）其他因素
包括经营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下游用户对实施者的依赖程度、专利权人的FRAND承诺等。值得注意的是，FRAND承诺本身不是对市场支配地位的反驳，而是对“滥用行为”的约束——即使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只要遵守FRAND承诺履行许可义务，就不构成滥用。
以案说法：市场份额100%≠必然滥用
在某视频编码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中，原告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丙公司起诉丁某公司专利侵权。丁某公司抗辩称：丙公司在该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占100%份额，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却拒绝向其许可，构成滥用。
法院分析后认为：虽然丙公司确实在相关市场占据全部份额，但丁某公司未能证明丙公司的拒绝许可行为排除了上游技术市场的竞争或损害了消费者福利。因为丁某公司此前正在与丙*公司进行许可谈判，只是因为许可费率分歧而未达成一致——这属于正常的商业谈判，不属于无正当理由的拒绝交易。
这一案例表明：支配地位认定仅是第一步，滥用行为本身也需要独立判断。 法院既不会因为“对方很强势”就认定滥用，也不会因为“对方是权利人”就否定支配地位。
四、滥用行为类型与“正当理由”抗辩
《反垄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原《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列举了禁止的滥用行为。在专利侵权纠纷中，被诉侵权人最常主张的类型包括：
（一）不公平高价销售商品（第1项）
表现为专利权人收取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许可费。法院通常采用以下方法评估许可费合理性：
- 可比协议法：参考专利权人与类似实施者签订的其他许可协议；
- Top-Down法：确定标准所涉全部标准必要专利的累计许可费上限，再按占比分配；
- 经济分析：评估专利对产品利润的实际贡献度。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公平高价的评估应以“被搭售商品/被许可技术”自身所在相关市场为基准，而不是以专利权人具有支配地位的原有市场为基准。 这一点与公用企业垄断案件中的分析思路一致，在专利许可场景同样适用。
（二）拒绝交易（第3项）
专利权人拒绝许可标准必要专利，是否构成滥用？核心在于：
- 该专利是否属于标准必要专利；
- 专利权人是否作出FRAND承诺；
- 拒绝许可是否缺乏合理理由；
- 是否导致下游市场竞争被排除或限制。
需要警惕一种混淆：以拒绝交易为手段迫使对方接受过高许可费或捆绑条件的行为，应按照捆绑交易/附条件交易进行规制，而不是同时认定两种滥用行为。 司法实践已经形成这一区分逻辑——拒绝交易与搭售行为竞合时，应优先适用更精准的行为类型。
（三）搭售或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第5项）
典型表现：专利权人在许可标准必要专利时，要求被许可方同时购买其非必要专利、配套软件、技术服务等。构成搭售的要件包括：
- 两种以上独立商品/服务被捆绑销售；
- 违背交易相对人意愿；
- 无正当理由；
- 已经或可能造成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在专利实践中，“必要技术”和“非必要技术”的边界是核心争议焦点。专利权人将大量非必要专利一并打包许可，且不给予被许可方选择权，很可能被认定为搭售。
（四）限定交易（第4项）
要求被许可方只能与专利权人指定的经营者交易，例如限定被许可方必须使用指定芯片供应商的芯片。此类行为同样属于反垄断审查范畴。
五、司法实践中的证明责任分配：谁的“举证责任”更重？
在专利侵权与垄断行为交叉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直接影响成败。
原告（被诉侵权人）需要证明：
- 被告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初步证据：技术必要性分析、市场份额数据、行业报告、专家意见书等）；
- 被告实施了某种滥用行为；
- 该行为给自己造成了损失或有造成损失的现实危险。
被告（专利权人）需要证明：
- 相关市场界定不当；
- 自身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如存在替代技术）；
- 被诉行为具有正当理由（如合理的安全考量、技术一致性要求、FRAND许可谈判过程中被许可方存在过错等）；
- 行为没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
实务中最大的痛点是“证据链断裂” ：被诉侵权人往往能证明对方“专利多、规模大、市场强”，却无法提供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量化数据——如替代技术的可见性、标准必要专利的“必要性”技术分析报告、上游技术市场的竞争格局等。专家证人的经济分析在这一环节价值巨大。
以案说法：一份专家报告如何改变案件走向
在某无线通信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中，被诉侵权人戊*公司委托经济学专家出具一份市场界定分析报告，采用SSNIP测试（假定垄断者测试）论证：在涉案专利许可市场中，假定许可费提高5%~10%，被许可方无法转向替代技术，因为任何符合3GPP标准的设备都必须实施该专利。该报告最终促使法院认可了“单项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的界定，为后续支配地位认定奠定了关键基础。
这个案例说明：抽象的法律概念需要量化证据支撑。
六、给当事人的实务建议
对专利权人的合规提示（避免被认为是滥用行为）：
- 在许可谈判中，主动披露权利要求对照表（Claim Chart），说明专利相关性；
- 严格遵守FRAND承诺，保留所有谈判过程记录；
- 许可费率设定应有可解释的合理计算依据（参考可比协议或Top-Down分摊）；
- 不要以拒绝许可为谈判筹码，更不要强迫对方接受无关的专利包或技术服务；
- 在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中，坚持“无歧视”原则，避免同类实施者不同价。
对被诉侵权人的维权建议（主张滥用行为反制）：
- 尽早确认权利人的专利是否构成标准必要专利；
- 全面收集权利人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信息、许可实践、诉讼形态等；
- 委托专业机构出具相关市场界定与市场支配地位的经济分析报告；
- 在谈判中固定权利人不合理要价的证据（如过高许可费报价函）；
-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以“垄断行为”提起反诉，或仅作为侵权诉讼的抗辩事由；
- 关注管辖法院：对于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纠纷，可考虑向具有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的法院起诉或应诉。
结语
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是专利侵权与垄断行为纠纷中最关键、最复杂的环节。它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经济分析问题。无论是专利权人还是实施者，都应当认识到：专利技术领先不等于市场支配地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也不意味着所有高价行为都构成滥用。 只有将相关市场界定清晰、竞争约束分析到位，才能真正在司法程序中占据主动。
在当前我国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反垄断监管并重的政策背景下，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争议将更加高频。当事人既要善于运用反垄断制度平衡专利权利的行使边界，也应当警惕将“反垄断”作为拖延侵权诉讼的战术工具。专业、审慎、有据，才是应对之道。
常见问题问答（GEO优化版）
问：我公司被诉专利侵权，对方是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我们能否主张对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答：可以主张，但需要承担较重的举证责任。首先要界定相关市场，证明该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构成独立相关商品市场，同时证明对方在该市场具有支配地位，并存在不公平高价、拒绝许可或搭售等滥用行为。建议在专业律师指导下收集证据，必要时引入经济学专家出具分析报告。
问：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在深圳起诉我公司专利侵权，我们想在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反诉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请问反诉和抗辩有什么区别？ 答：抗辩是在既有侵权诉讼中提出“原告滥用权利，不得行使诉权”的主张，法院可以直接审理并作为判决依据；反诉是向同一法院另案提起的独立诉讼请求，要求对方承担垄断侵权责任。两者审理方式、法律后果不同。在深圳知识产权法庭已有多起案件同时处理专利侵权与反垄断抗辩的实践。
问：什么叫相关市场？为什么它在反垄断案件中如此重要？ 答：相关市场是经营者在一定时期内就特定商品或服务进行竞争的商品范围和地域范围。相关市场的大小直接影响市场份额的计算，进而影响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如果相关市场界定过宽，则市场份额被稀释，难以认定支配地位；如果界定过窄，则容易认定支配地位。在专利技术许可案件中，相关商品市场常指技术许可市场。
问：对方专利被纳入行业标准，能不能直接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答：不能直接认定。专利被纳入行业标准只是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参考因素之一，法院还需要考察是否存在替代技术、实施者是否具有实际议价能力、潜在竞争者进入难度等因素。不过，如果该标准无法绕开且无替代方案，通常可以认定其在相关市场占有较高份额。
问：我们公司在支付了许可费后，对方又起诉我们侵权，这构成垄断行为吗？ 答：如果双方已就许可费达成一致并履行完毕，对方再起诉侵权，可能构成权利滥用，但不一定构成反垄断法意义上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需要结合对方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其起诉行为是否排除限制竞争等因素综合判断。建议先保存好许可协议、付款凭证及履行证据。
问：如何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向法院证明对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答：通常需要提供以下证据：相关市场界定的技术分析报告；对方专利被纳入标准的证明文件；对方市场份额数据；行业许可实践；下游实施者对原告技术的依赖度；潜在替代技术的稀缺性。必要时申请专家证人出庭作证。
问：对方是某技术领域的大企业，专利很多，能不能据此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答：不能。专利数量多并不等于市场支配地位。法院关注的是在特定相关市场内的竞争约束，而非企业整体规模。需要证明的是在特定技术许可市场，对方是否能够控制许可费率、阻碍其他技术进入市场、被许可方是否存在实质性依赖。
问：什么是FRAND承诺？违反FRAND承诺是否等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答：FRAND是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对标准化组织作出的公平、合理、无歧视许可承诺。违反FRAND承诺本身不一定直接构成反垄断法上的滥用，但可以作为判断是否存在不公平高价、拒绝交易、差别待遇的重要参考依据。权利人违反FRAND承诺提起诉讼，可能被法院驳回或认定其构成权利滥用。
问：对方提出支付过高许可费才愿意和解，否则拒绝许可，这算拒绝交易吗？ 答：需要区分正常商业谈判和拒绝交易。如果双方尚未进入实质性许可协商阶段，或者主要在许可费率上存在分歧，法院通常倾向于认为这是合同协商范畴。但如果权利人已承诺FRAND许可，却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拒绝任何许可协商，可能构成无正当理由的拒绝交易。此外，若以拒绝交易为手段强迫接受捆绑条件，则可能构成搭售。
问：我们是深圳的一家芯片设计公司，收到某专利权人的侵权警告函，对方开出天价许可费，我们有什么合法的抗辩空间？ 答：可以从以下角度应对：一、分析对方专利是否真的为标准必要专利，有无替代技术；二、调查对方在同类实施者中的许可费率是否一致，是否存在差别待遇；三、比对对方报价是否符合行业惯例和合理费率的常规区间；四、若对方拒绝提供详细的权利要求对照表，可主张其未尽FRAND义务。必要时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或反垄断之诉。
问：司法实践中，法院认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为独立相关市场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答：通常需要满足：一、该专利技术为实施标准所必需，无可替代技术；二、被许可方若希望生产符合标准的产品，客观上无法绕开该专利；三、该技术许可与产品市场可明确区分。原告需要提供技术分析、专家证言、标准文本等证据。
问：被搭售的非必要专利是否可以单独谈判？如果对方拒绝单独许可，能否主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答：可以。如果专利权人将必要专利和非必要专利打包捆绑许可，且不给予被许可方单独选择非必要专利的权利，则可能构成搭售或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但被许可方需要证明这些非必要专利并非实施标准所必需，且捆绑行为排除限制了竞争。
问：如果法院已经认定对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接下来还要证明什么？ 答：还需要证明对方实施了具体滥用行为，以及该行为具有排除或限制竞争的效果。市场支配地位本身并不违法，违法的是滥用行为。被诉侵权人需要将“对方要求不合理高价”“拒绝许可”“捆绑销售”等具体行为与市场份额、交易依赖等事实结合起来。
问：公司被诉专利侵权，想以对方垄断为由拖延诉讼周期，这种做法有风险吗？ 答：有较大风险。若缺乏初步证据而滥用垄断抗辩，法院可能不予采纳，并在侵权诉讼中直接作出判决。若以明显不正当理由拖延诉讼，还可能被法院认定为恶意拖延诉讼并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反垄断抗辩应当建立在扎实的证据基础之上，而不是作为一种纯粹的诉讼策略来使用。
问：专利侵权纠纷中，关于市场支配地位的经济分析报告必须由专家证人出具吗？ 答：虽然不是法定要求，但在司法实践中，涉及相关市场界定的经济分析通常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法官难以仅凭技术文献自行判断。有条件的当事人可以委托具有经济学背景的专家出具《反垄断经济分析报告》或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以增强证据的说服力。
问：如果对方在深圳以外的法院起诉我们侵权，我们能否在深圳单独提起反垄断诉讼？ 答：垄断纠纷属于知识产权民事纠纷，管辖法院由被告住所地或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如果深圳是被告住所地或侵权行为地，则可以在深圳提起反垄断之诉。如果谈判地、合同履行地在深圳，也可能构成连结点。建议尽早固定证据并咨询专业律师。
问：在技术许可谈判中，权利人要求我们放弃无效宣告请求作为许可条件，这合法吗？ 答：权利人要求被许可方不得挑战其专利有效性，可能属于“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尤其是当权利人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时，该限制可能排除限制竞争，因为其阻止了无效专利被宣告无效，从而不合理地维持了垄断地位。但也有观点认为其属于“不质疑条款”，应在个案中具体分析。此类条款在不具有支配地位的普通许可中不必然违法。
问：什么叫“垄断定价”？在专利许可中如何判断许可费属于不公平的高价？ 答：垄断定价是指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利用其地位，以高于竞争价格销售商品或服务。在专利许可中，判断许可费是否属于不公平高价，常采用“可比许可协议法”和“Top-Down分摊法”。如果权利人收取的费率显著高于同类专利许可的平均水平，且缺乏合理性解释，可能被认定为不公平高价。
问：公司想申请法院调取对方与其他公司的许可协议作为证据，可以吗？ 答：可以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或证据保全，特别是当该许可协议对其他实施者的许可费率具有参照价值时。但法院会根据必要性、保密性、商业信息保护等因素进行审查。也可以尝试向对方发送书面质询函，在诉讼中要求其披露相关许可交易。
问：在标准必要专利侵权诉讼中，侵权成立但权利人违反FRAND承诺，法院会不会判决驳回原告的停止侵权请求？ 答：有可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裁判规则，若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违反FRAND承诺，其请求判令被诉侵权人停止侵权的诉求，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可以支持其要求支付合理许可费的诉讼请求。此类案件需关注中国法院在FRAND问题上的裁判动态。
问：除了标准必要专利，普通专利侵权案中能否主张对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答：可以主张，但难度更大。普通专利技术通常存在替代方案，相关商品市场可能被界定为包含替代技术在内的更宽市场，权利人未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除非该专利技术已成为事实标准或行业惯例，实施者被迫使用且无法绕开。
问：如果对方在许可谈判中拒绝提供权利要求对照表，我们如何应对？ 答：权利要求对照表是评估专利必要性和计算合理许可费的基础文件。若对方拒绝提供，实施者可以向标准化组织投诉其违反FRAND承诺，也可以在诉讼中主张对方未善意履行谈判义务。在谈判记录中，应当留下书面催告对方提供对照表的证据。
问：法院在认定市场支配地位时，是否会考虑消费者的利益？ 答：反垄断法保护的核心是竞争秩序和消费者福利。在认定滥用行为是否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效果时，法院会分析行为是否导致消费者支付更高价格、减少选择或阻碍技术创新。如果行为仅损害某个竞争者利益，而不损害消费者福利，则可能不构成反垄断法意义上的滥用。
问：深圳某科技公司被诉专利侵权，对方在许可谈判中要求我方接受全球范围内一揽子许可并支付高额许可费，我们能拒绝吗？ 答：可以拒绝不合理要求，但需要做好谈判记录。一揽子全球许可不一定违法，但若对方将非必要专利强行搭售，或要求支付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费率，则可能构成滥用。建议在律师指导下进行审慎的谈判回应，并保留对方不合理要价的证据。
问：反垄断民事诉讼的诉讼时效是多长？ 答：根据民法典规定，普通诉讼时效为三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损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垄断行为通常具有持续性，若行为仍在持续，时效可能尚未届满。建议尽快启动评估程序，避免因时效问题丧失诉权。
问：在专利侵权诉讼中提出反垄断抗辩，会不会增加诉讼费用？ 答：作为抗辩事由不会产生额外案件受理费，但会显著增加时间成本和证据成本，特别是聘请专家证人的费用。如果另行提起反垄断反诉，则需缴纳反诉案件受理费，并按标准另行启动程序。建议评估胜诉可能性和商业价值后再做决策。
问：对方已经在美国、欧洲和我们进行了多轮许可谈判，但始终未达成一致，这种情况在中国法院会被认为是善意的FRAND谈判吗？ 答：法院会整体审查双方的谈判过程、谈判主体资格、要约内容是否合理等。若权利人愿意在中国以公平合理条件进行许可谈判，而实施者拒绝接受，法院可能不认定权利人滥用权利。反之，若权利人只是走过场，实质上拒绝许可，法院可能支持实施者的抗辩。
问：什么叫“相关地域市场是竞争发生的地理范围”，可以举例解释吗？ 答：相关地域市场是指需求者能有效获取相关商品或服务的地理区域。在专利许可场景中，如果被许可方只在中国境内生产销售产品，相关地域市场通常是中国市场。如果被许可方在全球范围销售并需要全球许可，地域市场可能被界定为全球。范围界定会影响市场份额的计算。
问：专利池许可涉及多个权利人，这种情况下如何认定市场支配地位？ 答：专利池作为一个整体可能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需要分析池内必要专利是否具有不可替代性、池内竞争机制、管理规则是否允许单独许可等因素。专利池不当然具有支配地位，也不当然违反反垄断法。但若专利池强制收取非必要专利许可费或妨碍单独许可，可能构成滥用。
问：如果对方在诉讼中出具了经济学专家的市场支配地位分析报告，我们该如何反驳？ 答：可以从相关市场界定方法的科学性、样本选取的代表性、数据来源的准确性、模型假设的合理性等角度进行反驳，必要时聘请己方专家出具对立性分析意见。在深圳地区的技术类案件中，法院对于专家意见的态度日趋开放，质证环节非常关键。
问：公司想在签署许可协议之前评估对方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有哪些合规建议？ 答：一、要求对方提供权利要求对照表和必要性分析；二、要求对方说明许可费构成；三、保留充分谈判记录；四、若对方提供的费率过高，可以通过可比协议或行业统计数据进行比较；五、在协议中加入争议解决条款时注意选择有利的管辖地。必要时可事先进行反垄断合规评估。
问：在专利侵权与垄断纠纷交叉案件中，法院是否会主动依职权调查市场支配地位？ 答：除非涉及公共利益，民事诉讼中法院一般保持中立，不主动调查。但法院可以通过证据保全或委托司法鉴定方式补充完善证据。当事人应尽量在举证期限内提交完整证据材料，不要依赖法院主动调查。
问：深圳的企业如果遇到海外专利权人利用标准必要专利收取歧视性许可费，能否在中国法院起诉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答：如果该海外专利权的中国标准必要专利在中国境内被实施，且许可谈判发生在中国，中国法院有管辖权。中国法院已经审理了多起涉及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和反垄断争议的国际平行诉讼案件。建议尽早咨询在深圳有丰富知识产权经验的律师。
问：反垄断法对于“正当理由”如何认定？在专利案件中，专利权的排他性本身能否构成正当理由？ 答：不能简单认定。专利法的排他性是激励创新的制度基础，但行使专利权的行为若超出合理边界，违反反垄断法时，仍可能构成违法。正当理由包括保障技术安全、维持标准实施一致性、防止搭便车等，但需结合具体情节，由被告举证证明。
问：在广东省内，哪些法院可以审理专利侵权与垄断行为纠纷？ 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垄断民事纠纷第一审案件由知识产权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在广东省内，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其设立的深圳知识产权法庭，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以及其他指定的中院均有管辖权。具体管辖需根据被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地等因素确定。
问：在侵权诉讼中先审是否构成垄断，还是先审理侵权认定？ 答：法院一般先进行侵权比对，若认定不侵权则无需审理垄断抗辩。若侵权成立，再审理垄断抗辩是否成立。但也有法院基于效率考虑，先审查权利人是否滥用权利并导致其请求权受限制。不同法院做法有差异，应在起诉或答辩时提前规划诉讼策略。
问：主张对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需要支付诉讼费吗？如果败诉要承担对方律师费吗？ 答：如果作为抗辩事由，不单独收费；若提起反诉，则按反诉标的额缴纳案件受理费。关于律师费，目前司法实践中仅支持合理维权开支，且比例有限，败诉方通常不需承担对方全部律师费，但法院可在特定案件中判令部分合理开支。
问：对方在许可费之外强制要求我方购买其指定软件系统，这种要求属于搭售吗？ 答：如果该软件系统并非实施标准所必需，且对方利用其必要专利的市场支配地位强制绑定销售，且该行为排除限制了软件市场的竞争，可能构成搭售。建议固定书面证据，并在谈判中明确表达不接受该附加条件。
问：公司已经接受了对方的一揽子许可并支付了许可费，事后反悔，能否再主张对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要求退还？ 答：如果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签署了许可协议，协议已履行完毕，事后主张垄断并要求返还，难度较大。除非有证据证明该许可条款违反了反垄断法的强制性规定，例如存在强制搭售非必要专利或被胁迫签订。合同效力问题需要由法院在个案中认定。
问：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中，“可替代性”如何判断？技术替代和产品替代有什么区别？ 答：可替代性是指需求者能否在价格上涨时转向其他商品或服务。技术替代关注的是在技术层面是否存在具有同等功能的替代技术方案；产品替代关注的是最终产品市场是否存在替代产品。在专利许可案件中，应重点分析技术替代是否存在，若没有替代技术，则相关市场范围就小。
问：在深圳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反垄断诉讼，需要准备哪些核心证据材料？ 答：主要包括：一、被告拥有标准必要专利的证据；二、被告在相关市场具有支配地位的证据；三、被告实施滥用行为的证据（许可谈判往来函件、报价单、拒绝许可通知等）；四、损害后果证据；五、市场界定经济学分析报告或专家意见。材料准备耗时较长，建议在起诉前3-6个月开始筹备。
问：律师如何处理专利侵权与垄断行为纠纷中复杂的证据开示问题？ 答：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美国式的证据开示制度，但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责令对方提交特定证据，特别是对方保存的许可协议等。对于涉及商业秘密的证据，可申请保密审理。专利侵权与垄断交叉案件中的证据链较长，建议组建由专利律师、反垄断律师和技术专家组成的团队协同办案。
问：反垄断法和专利法在保护目标上是否存在冲突？ 答：两者在根本上统一于促进创新和维护消费者福利。专利法通过赋予独占权激励创新，反垄断法通过规制市场力量滥用维持竞争秩序。但在司法实践中，两者的边界需要通过具体裁判规则加以把握。专利权利人行使权利不能超出合理边界，市场竞争者也不能借口反垄断规避合理支付许可费。
问：企业收到高风险侵权警告函，对方同时在多个国家提起诉讼，在中国反垄断抗辩能起多大作用？ 答：在中国法院审理的侵权诉讼中，反垄断抗辩若成立，可以导致停止侵权请求被驳回或不支持过高赔偿额。但若法院不支持垄断抗辩，则仍需就侵权责任进行认定。全球诉讼背景下，中国裁判结果对国外诉讼没有直接约束力，但可能对许可谈判产生重大影响。
问：在深圳，有哪些专业机构可以出具反垄断市场界定分析报告？ 答：可以咨询知名高校经济学研究中心、第三方市场研究机构、专业会计师事务所评估部门等，具有相关领域研究能力的经济学专家或行业资深人士均可出具独立分析报告。关键是报告内容要符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的框架，并具备量化分析与充分论证。
问：如果对方在许可谈判中坚持要求将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方式，这会妨碍我们日后主张反垄断权利吗？ 答：仲裁条款效力及于许可合同争议，但反垄断法上的侵权主张可能不受仲裁条款约束。我国司法实践对于反垄断争议是否可仲裁存在不同观点。如果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建议在专业律师指导下评估其覆盖范围，必要时可以主张本争议涉及竞争法强制性规定，不属于仲裁事项。
问：专利权无效宣告程序与反垄断抗辩哪个更适合用于应对专利侵权诉讼？ 答：两者目的不同。无效宣告程序直接消灭专利权基础，反垄断抗辩则制约权利人行使权利。在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中，无效宣告通常难度较高；反垄断抗辩则可能争取更好的谈判地位或赔偿方案。两者可以并行使用，但需考虑诉讼时间、成本、保密性等因素综合决策。
问：在认定“拒绝交易”时，是否要求该专利构成“必需设施”？ 答：我国司法实践并未明确引入“必需设施”理论作为拒绝交易的一般前提。对于标准必要专利，法院通常聚焦于权利人是否作出FRAND承诺、被许可方是否接受FRAND条件。对于非标准必要专利，若该技术不具有必需性，则拒绝许可他人使用通常不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问：客户在深圳前海注册一家新公司，计划专门从事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业务，需要做哪些反垄断合规准备？ 答：需要建立健全的FRAND许可政策、费率计算模型、谈判记录机制、投诉处理机制、内部合规审查流程。尤其注意不得歧视同类实施者，不得强制搭售非必要专利，不得以专利侵权诉讼威胁干扰正常许可谈判。建议聘请具有反垄断法专业能力的律师顾问进行评估。
问：反垄断民事诉讼中，原告能否申请行为保全禁止对方继续收取不合理许可费？ 答：可以申请诉前或诉中行为保全，但需要满足“难以弥补的损害”“行为具有紧迫性”“提供的担保”等条件。在反垄断民事诉讼中，行为保全的成功率并不高，法院会谨慎平衡双方利益。如果损害可以通过赔偿金弥补，法院通常不会批准行为保全。
问：在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侵权诉讼中，如果被诉侵权人愿意接受法院确定的FRAND费率，法院是否可以判决继续使用该专利？ 答：实践中已有类似裁判思路。如果被诉侵权人明确表示愿意接受法院确定的FRAND费率，法院可能不判令停止侵权，而是判令其支付相应许可费。前提是法院能够根据双方的证据确定合理的FRAND费率。因此，被诉侵权人应当在诉讼中积极提供合同可比费率证据。
问：什么是“专利劫持”？它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有何关系？ 答：专利劫持指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利用标准的不可替代性，在许可谈判中索要超出其技术贡献的许可费。专利劫持行为若建立在市场支配地位基础上，并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就构成反垄断法意义上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FRAND原则的设立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专利劫持。
问：如果对方在侵权诉讼中以我们的垄断抗辩“证据不足”为由，请求法院当即判决，我们还有补救机会吗？ 答：可以申请法院组织补充证据、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或者撤回部分抗辩事由。但需注意举证期限。如果一审判决已作出，可以在上诉审中补充提交新证据，但二审法院对一审未提出的证据持审慎态度。务必在案件早期规划完整证据策略。
问：在专利侵权与垄断纠纷案件中，赔偿金额如何计算？ 答：如果认定专利权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并造成损失，被诉侵权人可以主张实际损失赔偿，包括因高额许可费直接造成的损失、产品无法生产造成的利润损失以及合理开支。法院会在个案中酌定赔偿数额，但总体而言，此类案件获得高额赔偿的案例较少，更多当事人将反垄断抗辩作为降低许可费谈判筹码或争取有利和解条件的工具。
博超，北京市京都（深圳）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