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当“专利权行使”触碰“反垄断红线”
在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交叉领域，专利权人凭借技术优势实施的捆绑销售行为，究竟是合法行使专利权的表现，还是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这一问题的答案，直接决定企业商业模式的合规边界。本文将以一起典型案件为样本，深度解析专利侵权纠纷中捆绑销售违法性认定的裁判逻辑，为权利人及被许可方提供实务指引。
一、案情回顾：一张许可协议的“双面性”
（一）基本事实
原告华科技公司（以下简称“华公司”）系某通信领域标准必要专利（SEP）的专利权人。2021年，华公司与被告诉通电子公司（以下简称“通公司”）签订《专利实施许可协议》。协议约定：通公司就其生产的A型通信模块产品，一次性获取华*公司持有的包括标准必要专利与非标准必要专利在内的共计17项专利的许可，许可费按产品净售价的5% 收取。
然而，通公司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华公司坚持要求其对尚未实施的4项非标准必要专利一并付费，否则将拒绝提供A型模块所必需的2项标准必要专利的技术资料，并以专利侵权为由提起诉讼。
（二）案件争议焦点
- 华*公司是否在相关市场拥有市场支配地位？
- 华*公司将必要专利与非必要专利捆绑许可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中的捆绑销售？
- 被诉行为是否具有正当理由？
- 若构成垄断，应如何承担侵权责任与损害赔偿责任？
二、法院裁判观点精解：四步审查法确立认定框架
（一）第一步：相关市场界定——标准化技术时代的“锁定效应”
法院首先明确，本案相关商品市场应为“A型通信模块所涉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相关地域市场为中国境内。
关键认定：
- 通公司生产符合标准的A型模块，无法避开华公司持有的标准必要专利；
- 在标准化语境下，标准必要专利无法被替代技术所回避，因此构成独立的“相关商品市场”；
- 华*公司作为唯一持有该A型模块全部核心标准必要专利的主体，在相关市场中占有100%份额。
（二）第二步：市场支配地位推定——不可反驳的“独占性优势”
依据《反垄断法》第二十四条，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可以推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法院综合以下因素予以确认：
| 考量因素 | 事实认定 | |---------|---------| | 市场份额 | 100%独占 | | 技术替代性 | 标准必要专利无替代方案 | | 交易依赖度 | 通公司生产A型模块的唯一合法路径 | | 市场进入壁垒 | 新进入者需获得同等标准专利许可，难度极大 | | 控制交易能力 | 华公司可单方决定许可条件与价格 |
判决原文归纳： “华*公司凭借标准必要专利的不可替代性，在相关市场中具有控制商品价格、数量及其他交易条件的能力，足以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应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三）第三步：捆绑销售违法性认定——独立产品测试与强制性判断
这是本案最核心的环节。法院对“捆绑许可”的违法性采用了四要件审查法：
1. 是否构成“两种独立产品/权利”？
- 标准必要专利是通*公司实施A型模块必须使用的技术；
- 非标准必要专利则具有可选择性，通*公司完全可以在不侵犯任何权利的前提下设计替代方案；
- 两种专利在商业实践、许可方式上均具有独立的需求市场。
结论： 本案中标准必要专利与非标准必要专利属于相互独立的许可标的。
2. 是否存在“强制性”？
- 华*公司明确表示：“不打包接受全部17项专利，就不提供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资料”；
- 拒绝交易的真实相威胁：华*公司已向法院提起专利侵权之诉，请求判令停止制造、销售A型模块；
- 通*公司处于紧迫的生产经营压力下，被迫接受捆绑条款。
3. 是否排除、限制竞争？
- 使通*公司为不需要的技术支付使用费，增加了成本，削弱了其在终端市场的价格竞争力；
- 将华*公司在标准必要专利上的市场力量不当传导至非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
- 阻碍了潜在许可对象寻求替代性技术方案，排挤了其他非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的交易机会。
4. 是否违背交易惯例或行业实践？
法院查明，通信领域虽存在专利包许可做法，但本案中4项非标准必要专利与A型模块的实施完全无关，通*公司从未实际实施，也从未要求使用。将无关专利强行纳入许可范围，已经超出行业惯例的合理边界。
（四）第四步：正当理由抗辩审查——被告的“合理化借口”逐个击破
华*公司提出三点抗辩：提高许可效率、避免侵权争议、符合行业标准。法院逐一回应：
- 效率抗辩： “打包许可或许会降低谈判成本，但该效率应基于被许可方的真实需求，而非单方强行附加。效率收益不能建立在强迫交易的基础上。”
- 避免争议抗辩： 不能以可能产生侵权争议为由，要求被许可人为未使用的技术付费。此理由反而暴露出权利滥用风险。
- 行业惯例抗辩： 本领域专利池许可模式要求各专利均落入产品标准，本案被捆绑的4项专利并未在A型模块的标准中出现，不构成专利池许可必要组件。
最终，法院认定华*公司行为缺乏正当理由，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捆绑销售行为，违反《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
三、裁判结果与司法意义
（一）判决结果摘要
- 确认华*公司捆绑许可行为构成垄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 判令华*公司停止在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中强制搭售非标准必要专利的不正当行为；
- 判令华公司赔偿通公司因被迫接受捆绑许可而多支付的许可费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
- 案件受理费由败诉方华*公司负担。
（二）司法裁判的示范价值
本案是标准必要专利领域捆绑销售违法性认定的典型样本，其裁判逻辑为后续类似纠纷划定了重要边界：
- 拥有标准必要专利的企业，不得借助其“不可替代”优势，强迫被许可人接受无关技术的一揽子许可；
- 专利侵权诉讼可以作为认定“强制性”的重要证据，将民事侵权程序与反垄断抗辩有效衔接；
- 法院明确了“独立产品测试”在无形财产许可场景下的适用方法，为类似案件提供了可操作的判断工具。
四、给当事人的合规建议与风险预警
（一）对专利权人/许可方的警示
- 许可清单应保持“必需性” ：所涉专利必须与被许可产品技术方案具有实质关联，避免纳入冗余专利；
- 许可模式应具有“选择性” ：允许被许可方就非标准必要专利分别谈判、单独许可；
- 合同条款应重视“可拆分性” ：明确区分标准必要专利与非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费计算方式、支付条件；
- 涉诉策略应预判反垄断抗辩：提起专利侵权诉讼前，应审查自身许可行为是否可能被认定为滥用权利，否则可能面临“专利侵权未成立，反而坐实垄断行为”的败诉风险。
（二）对被许可方/被告的维权指引
- 保留许可谈判的全套记录——包括邮件往来、会议纪要、谈判文本，用以证明捆绑销售的强制性；
- 重视合同签订时的异议表达：对于被迫接受的捆绑条款，务必在合同文件中保留书面反对声明；
- 善用“反垄断抗辩”作为防御武器：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提起反诉或抗辩；
- 损害索赔须精细计算：包括多支付的许可费（按非必要专利实际贡献度折算）、利息损失、律师费、公证费、鉴定费等。
（三）过错推定与赔偿范围实务要点
在捆绑销售垄断纠纷中，法院通常采用以下损害计算方法：
- 差额法：有/无捆绑情形下许可费的差价；
- 比例法：按被捆绑专利在产品技术方案中的贡献比例折算；
- 实际损失优先：以权利人实际多支出的许可费为基础，叠加必然发生的维权开支。
五、结语：寻求专利保护与自由竞争的价值平衡
专利制度授予权利人排他权，旨在激励创新；反垄断法则旨在维护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福利。当专利权的行使逾越了“必要边界”，以捆绑销售的方式将市场力量延伸至无关领域，便构成权利滥用。
本案再次提醒各类技术创新企业：
“专利是盾，不是矛；是激励创新的制度设计，而非限制竞争的私利工具。”
在制定许可策略、谈判条款甚至提起侵权诉讼之前，均应进行反垄断合规审查，才能避免“赢了侵权官司、输了垄断诉讼”的困境。
博超
北京市京都（深圳）律师事务所
附：相关法律实务问答（常见咨询场景）
Q1：在深圳，专利侵权诉讼中被告提起反垄断抗辩，由哪个法院管辖？
A：深圳地区的专利侵权一审案件通常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知识产权法庭）集中管辖。若被告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提出抗辩或反诉，属于同一法院的受案范围。
Q2：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要求被许可方“一揽子”许可所有专利，被许可方如何拒绝？
A：可通过书面函件明确要求专利权人列出与实施标准所必需的技术特征逐一对应的权利要求对照表，要求剔除无关专利，并保留拒绝接受捆绑的沟通记录。若专利权人坚持，建议委托律师分析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Q3：深圳企业作为被许可方，如何收集捆绑销售的证据？
A：一般包括：1) 许可谈判的往来邮件、会议录音；2) 合同中有无强制一揽子条款；3) 专利权人的专利清单与产品技术特征的对应关系分析；4) 若专利权人已提起侵权诉讼，其诉状中关于许可条件的陈述也是重要证据。
Q4：捆绑销售垄断纠纷中，损害赔偿的计算基数是许可费总额还是差额？
A：司法实践普遍采用差额法，即被许可方在捆绑条件下实际支付的许可费减去若仅许可必要专利应支付的许可费。同时可主张因被迫接受捆绑而产生的额外成本，如为未实施专利缴纳的专利维持费等。
Q5：在深圳市南山区，如果专利权人拒绝对标准必要专利进行单独许可，是否必然构成滥用？
A：不必然。需先判断权利人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并审查拒绝许可是否排除、限制了相关市场竞争。若权利人虽捆绑许可但允许被许可方选择替代技术，且不阻碍市场进入，则可能不构成滥用。
Q6：深圳法院在审理专利侵权纠纷时，能否直接认定专利权人构成垄断并驳回原告诉请？
A：可以。如果被诉侵权人提出反垄断抗辩且证据充分，法院经审理认定原告的许可行为构成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可以认定原告请求保护的专利权不受强制许可的保护，判决驳回原告诉请。
Q7：与深圳企业签订专利许可合同时，如何设计“选择性条款”以避免捆绑争议？
A：合同应区分“标准必要专利清单”和“可选实施专利清单”；许可费分别定价，列明计算基础；新增许可专利需双方书面确认并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设置争议解决前置的专家技术论证环节。
Q8：捆绑销售行为被认定垄断后，之前的许可合同是否整体无效？
A：一般认定捆绑条款无效，其他条款可继续有效，除非该条款构成合同的核心目的或不可分割的部分。被许可方可就多付部分主张返还。
Q9：在深圳市龙岗区，企业收到专利权人的侵权警告函，能否起诉确认不侵犯专利权并一并主张反垄断？
A：可以。权利人发出警告函后合理期限内未起诉，被警告方可在深圳中院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并可同时就许可行为提起反垄断诉讼，将两种诉求合并主张。
Q10：如何证明某项专利与产品技术标准的“关联性”？
A：可委托独立技术鉴定机构出具《技术特征对照分析报告》，将标准必要专利的权利要求逐项与被诉产品或标准的对应技术特征比对。该报告是法院判断“捆绑必要性”的核心证据。
Q11：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FRAND承诺能否约束其不进行捆绑销售？
A：FRAND承诺主要约束许可费的公平合理性及以合理条件许可，并非直接禁止打包许可。但若捆绑销售导致被许可方接受不合理许可费，则可能违反FRAND承诺并构成滥用。
Q12：深圳企业作为原告起诉他人专利侵权，对方反诉垄断，是否需中止侵权案件审理？
A：若反诉垄断的抗辩理由明显成立且案件结果对侵权判定具有决定性影响，法院可中止侵权案审理，先行审理垄断问题。但如果抗辩缺乏依据，则继续审理侵权案。
Q13：在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加盟商被要求采购非必要专利设备，是否属于捆绑销售垄断行为？
A：不当然构成垄断，需先界定相关市场并确认特许人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若特许人在相关市场中不具支配地位，则只能依据合同主张显失公平，而非反垄断法上的捆绑。
Q14：捆绑销售纠纷中，市场支配地位的举证责任在谁？
A：根据《反垄断法》第十条，原告（被许可方）对被告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承担举证责任，但若原告能证明被告份额达到二分之一，可推定具有支配地位，由被告承担反驳责任。实践中建议原告先行完成相关市场界定并提交份额证据。
Q15：深圳企业向境外专利权人获取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若许可方在国内市场被认定垄断，能否据此拒付许可费？
A：若许可方许可行为发生在我国境内且对我国市场产生影响，我国反垄断法可以适用。但境外许可方是否在我国相关市场具有支配地位需个案判断。拒付许可费前建议取得行政或司法认定，避免擅自违约。
Q16：捆绑销售垄断诉讼中，如何证明“独立产品”的存在？
A：可从以下维度收集证据：市场上是否存在单独许可某项专利的实践；被许可方是否有实际使用需求；是否存在可替代技术方案；许可行业是否将该专利单独计价；同类企业的许可合同中的拆分习惯等。
Q17：在深圳市宝安区经营的企业收到全球性的“专利包”许可合同，发现其中一半专利与自身产品无关，可否部分拒绝接受？
A：可以。合同自由原则下你有权拒绝无关专利，但需注意合同中是否存在强制性“一揽子”条款表述，并评估对方是否以拒绝许可必要专利相威胁。若对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可委托律师评估垄断主张的可行性。
Q18：专利侵权诉讼中，原告拒绝提供许可合同作为证据，被告如何证明捆绑行为的存在？
A：可申请法院责令原告提交许可合同的完整文本，或提供其与其他第三方签订的许可协议予比较。若原告拒不提供，法院可依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作出不利于原告的推定。
Q19：在专利权无效宣告审查期间，捆绑销售垄断纠纷是否中止审理？
A：通常不中止垄断纠纷审理，因为垄断行为的认定以许可行为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为标准，不必然依赖专利权有效性。但若专利被宣告无效将影响相关市场支配地位的判断，法院可酌情延期审理。
Q20：深圳中院审理的垄断纠纷案件，损害赔偿是否可以包含惩罚性赔偿？
A：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适用民法典惩罚性赔偿规定的空间有限。目前惩罚性赔偿主要适用于故意侵害知识产权且情节严重的情形。垄断行为一般按实际损失加合理开支计算，但在恶意明显时可以主张倍数赔偿。
Q21：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非歧视”义务与捆绑销售有何区别？
A：非歧视义务要求同等条件下的许可条件不得区别对待不同被许可方；捆绑销售则是强制要求被许可方接受不需要的专利。即使捆绑销售被一视同仁地适用，仍可能构成滥用，因为其阻碍了被许可方的选择自由。
Q22：在深圳市福田区，如何通过行政投诉举报捆绑销售垄断行为？
A：可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提交举报材料，包括垄断行为的线索、相关证据、分析说明等。市场监管部门经调查认为构成垄断的，可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
Q23：专利侵权诉讼中，被告主张原告许可行为构成垄断并要求法院颁发“强制许可”而非判决侵权是如何操作的？
A：被告可提起反诉，请求法院认定原告滥用权利并判令其以合理条件提供必要专利许可。法院可判令双方在一定期限内协商确定FRAND条件，协商不成的可委托第三方定价或由法院裁决。
Q24：捆绑销售的多余专利属于无效专利，许可费是否应当退还？
A：应当退还对应部分的许可费，且该部分许可费对应的专利基础不存在，构成不当得利。被许可方还可主张对方存在欺诈或重大误解，请求撤销该部分条款。
Q25：独家交易安排与捆绑销售是否等同？
A：不等同。独家交易是限制交易相对人仅与自己交易，而捆绑销售是强制交易相对人必须接受两种以上商品。但两者都可能构成滥用行为，判断标准分别对应《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四）与第（五）项。
Q26：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作出的许可承诺是否影响捆绑销售的违法性认定？
A：有一定影响。若标准组织明确要求成员对标准必要专利进行单独许可并遵守FRAND承诺，那么成员违反承诺进行捆绑销售，可作为认定滥用行为的重要参考因素。
Q27：许可方主张其捆绑销售属于“技术包”整体交易习惯，法院如何审查此抗辩？
A：法院会审查该行业是否确实存在普遍的一揽子许可实践，且该实践是否具有合理的技术互补性。若“习惯”仅在于便利收费，而其他替代技术存在可选择性，法院一般不予采纳。
Q28：深圳企业在惠州或东莞的被许可方，能否在惠州或东莞中院提起反垄断诉讼？
A：根据反垄断司法解释，垄断纠纷案件由知识产权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惠州、东莞地区的一审垄断案件由深圳知识产权法庭或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管辖，具体须看合同约定及被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地。
Q29：在许可合同仲裁条款存在的情况下，被许可方能否向法院提起垄断之诉而非仲裁？
A：我国司法实践倾向认为垄断行为之诉属于侵权之诉，不受合同仲裁条款的当然约束，除非仲裁条款明确约定将反垄断争议纳入仲裁范围。深圳法院已有案例支持被许可方向法院提起垄断诉讼。
Q30：捆绑销售被认定后，权利人在后续专利侵权诉讼中的权利行使会否受限？
A：会受到重大影响。如果权利人继续拒绝按FRAND条件单独许可，法院可能认为其权利滥用，驳回其停止侵权请求，仅支持合理许可费作为救济方式。深圳中院在多个案例中，倾向将“善意协商义务”作为支持禁令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