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的核心价值在于于细微处辨明罪与非罪的界限，尤其在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往往是决定被告人命运的关键。本文以（2013）深中法刑二终字第711号刑事裁定书为样本，围绕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展开专业分析，为刑辩实务提供具体方法与步骤。
一、争议焦点：合同纠纷还是合同诈骗？
本案中，上诉人丘某某及其辩护人提出：涉案工程项目真实存在，上诉人亦有实际投入，并曾返还被害人20万元，只因无力偿还才未能结清，主观上没有诈骗故意，应属经济合同纠纷。但一审、二审法院均认定其构成合同诈骗罪。争议的实质，正是如何在客观行为与主观故意之间建立法律联系。
二、裁判要旨：从客观事实推定非法占有目的
二审法院在裁定书中明确指出：
“上诉人在与被害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其明知不具备涉案物业的处分权，签订的合同不能通过有关单位审批报备，也不具备支付合同工程款的能力，但仍假称是该物业业主，虚构相关项目与被害人订立合同，骗取他人财物。”
这一认定清晰地展示了裁判逻辑：签约时无处分权、无履约能力、虚构事实，即可推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同时，法院对上诉人的“无逃匿”辩解不予采纳，理由是：
“杜某光仅是工地的一名看护人员，证人张某华、被害人黎某某均证实杜某光并没有出面协商过工程相关事宜。”
这说明，事后是否积极解决纠纷、是否逃避责任，同样是检验主观故意的重要标尺。
三、辩护突破：三步法解构“非法占有目的”
第一步：审查签约时的履约能力与权利基础
辩护人应调取物业权属证明、租赁合同、报建审批文件等，确认涉案项目是否真实存在、被告人是否有权处分。
本案中，丘某某只是租用涉案物业，且仅支付数月租金后便不再缴纳，与业主并无产权关系，也未取得建设施工许可。原判查明，东莞市凤岗镇人民政府住房规划建设局出具的证明显示，不存在该工程的施工合同备案。若辩护人无法提供项目报建的实质进展或权利依据，“项目真实”的辩解便难以成立。
第二步：追踪资金流向与用途
合同诈骗罪中，款项去向是核心事实。被害人支付60万元保证金后，丘某某仅退还20万元，剩余款项“自己花掉一部分，给工地打桩花费一部分”。
但关键问题在于：这些花费是否真实用于合同履行？是否存在合理凭证？本案中，丘某某的公司是空壳公司，无对外账户，收款后安排他人“弄现金出来”，且所谓“打桩”发生在无法报建之后。辩护人如主张款项用于履约，必须提供对应合同、收据、银行流水、证人证言等，形成完整证据链，否则法院极易认定款项被非法占为己有。
第三步：核实事后态度与归还行为
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重要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逃避责任的行为。本案中，丘某某于2008年初离开并失联，直至2012年7月被抓获，期间未主动联系被害人。其辩称委托公司员工杜某光协调，但杜某光只是看护人员，证人亦证实其从未出面协商。
因此，辩护人应重点收集被告人在案发前后与被害人的沟通记录、还款协议、持续联系、部分履行等客观证据，用以反驳“逃匿”的推定。
上述三步法，实质是以客观证据为基础，还原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刑事辩护的功能，正是通过质疑控方证据链中的薄弱环节，防止主观归罪、客观归罪。
四、延展：刑民交叉案件中的辩护启示
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往往只有一墙之隔。司法实务中，法院认定“非法占有目的”通常会综合考虑：签约时是否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有无实际履约能力；收款后是否逃匿；资金去向是否异常等。
对于被告人和家属而言，一旦涉嫌合同诈骗，最忌“口头辩解”，而应第一时间委托专业刑事律师，围绕“非法占有目的”组织反证。同时，积极退赃退赔、取得谅解，也是争取从轻处罚的重要路径。
作者：博超，北京市京都（深圳）律师事务所
来源：裁判文书网，案号：（2013）深中法刑二终字第71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