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辩护中，准确把握主观故意与客观行为的界限，是通往无罪或轻罪的核心价值。本文以一起因执行索赔而引发的寻衅滋事案为例，深度剖析控辩双方关于“恐吓”行为认定的争议焦点，为类似案件提供辩护思路与具体方法。
一、案件事实与控辩争议
1. 案件背景
被告人王某某因与某酒店的经济纠纷，经法院判决应获赔182万元，但部分款项因离婚案被冻结。为索要执行款，王某某多次前往法院执行局交涉，最终在2016年3月31日携带煤气罐、砍刀和打火机至执行局，扬言“不想活了”“要拉几个人垫背”，后被制服。公诉机关指控其构成寻衅滋事罪，而王某某辩称“其目的只是为了拿到执行款，其从来没有想过杀人，其只想自杀”。
2. 核心争议焦点
本案的辩护核心在于：王某某的行为是否属于寻衅滋事罪中的“恐吓”且达到“情节恶劣”标准？其主观上是“发泄情绪”还是“维权索赔”？
二、法律分析：寻衅滋事罪中“恐吓”的构成要件
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及《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寻衅滋事罪中的“恐吓”需满足以下条件：
- 行为方式：持凶器或危险品进行恐吓。
- 主观目的：为发泄情绪、逞强耍横、无事生非，而非“事出有因”。
- 情节恶劣：多次恐吓、持凶器恐吓、严重影响工作秩序等。
在本案中，控方认为王某某“为发泄情绪，持凶器和危险品进行恐吓，破坏社会秩序”；而辩方主张其行为源于执行款被长期拖欠，系“事出有因”，主观上缺乏“寻衅滋事”的故意。
三、辩护策略：具体方法与步骤
1. 第一步：聚焦主观目的，区分“事出有因”与“无事生非”
辩护人应重点论证当事人行为具有“维权”背景，而非随意发泄。本案中，可引用王某某的供述：“我三番五次的去找执行局工作人员，但一直没人理我”、“我带上煤气罐、砍刀去执行局，由此引起对方重视来解决钱款的事情”。这些陈述表明其行为直接指向解决执行款纠纷，而非单纯挑衅社会秩序。
方法：梳理当事人与法院、行政机关的沟通记录，证明其多次合法维权未果，形成“行为动机链条”。
2. 第二步：质疑“恐吓”行为的刑事违法性
辩护人需论证王某某的扬言（如“拉几个人垫背”）系情绪化表达，而非实际威胁。根据判决书，证人陈某1称王某某“不停嘀咕，我们不停点头安抚他”，且王某某被制服时未主动点燃煤气罐，说明其主观上控制着危险程度。
引用原文：“王某某情绪激动，将煤气罐放置地上后，一手拿打火机，一手挥舞钢刀，扬言自己不想活了，要死在执行局”。辩护人可指出，这种“自杀式”表述与“恐吓他人”存在本质区别——其核心是自我伤害，而非以伤害他人相威胁。
3. 第三步：适用“情节显著轻微”的排除条款
根据《刑法》第十三条，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本案中，王某某的行为持续时间短（约10分钟），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且其被制服后未反抗。此外，执行局工作人员胡某在证言中称**“王某某说执行款没有给他，今天如果处理不好就不活了”**，表明其主观恶性较低。
方法：引用司法解释中“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的兜底条款，要求法院严格限定适用，避免泛化。
四、法院判决与反思
法院最终认定王某某构成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判决书指出：“被告人王某某为发泄情绪，持凶器和危险品进行恐吓，破坏社会秩序，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这一判决凸显了司法实践中对“维权过激行为”的从严趋势，但也为辩护人留下了空间：
- 若当事人能证明其行为系“维权”而非“发泄”，且未造成严重后果，辩护人可争取定罪免刑或适用缓刑。
- 在类似案件中，建议当事人优先通过合法途径（如信访、纪检监察、媒体监督）维权，避免因“情绪失控”触犯刑法。
五、结尾延展
刑事辩护不仅是法律技术的博弈，更是对人性与情理的洞察。面对“维权”与“犯罪”的模糊地带，律师应针对行为人的主观动机、行为强度、后果影响等要素，构建精细化辩护策略。如果您或您的亲友正面临类似困境，请及时寻求专业刑事律师帮助，避免因“一时冲动”付出沉重代价。
作者：博超，北京市京都（深圳）律师事务所
来源：裁判文书网，案号：（2016）粤0308刑初20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