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核心价值：刑事辩护中的“利益边界”之争
在刑事辩护实践中，行贿罪的认定核心在于“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主观要件。作为辩护律师，精准把握这一要素的边界，不仅关乎当事人罪与非罪的界定，更直接影响量刑结果。本文以**（2018）粤03刑终3135号**案为例，深入剖析“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司法认定标准，为辩护实践提供具体方法与路径。
二、分层解析：从法律到事实的辩护路径
（一）法律依据：不正当利益的法定范围
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及司法解释，所谓“谋取不正当利益”包括：
- 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行业规范获得的利益；
- 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为自己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
- 违背公平、公正原则，在经济、组织人事管理等活动中，谋取竞争优势。
辩护人需首先明确：并非所有行贿行为均构成行贿罪，核心在于所谋取的利益是否具有“不正当性”。本案中，辩护人提出“涉案项目审批符合法律法规，没有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即试图从利益合法性角度突破。
（二）事实认定：从“形式合法”到“实质违规”
本案中，原审法院并未直接认定项目审批本身违法，但通过以下事实认定“不正当利益”：
判决书原文：“被告人黄某的供述及自书材料中均承认给钱陈某是为加快办理、避免申请被退回从而能够顺利通过审批”； “证人陈某、尹某、丁某的证言均证实，泰德建公司的相关申请、审批，陈某均给予了关照，交代加快办理，并在材料不齐的情形下不予退回而是采取接受补递材料、倒签时间的方式处理”。
关键点：虽然项目最终审批结果形式上合法，但行贿人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为其提供方便条件”，即违背了公平、公正原则，谋取了“程序上的竞争优势”。这正是辩护人需要重点攻击的软肋——若无法证明“程序违规”或“利益系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则不宜认定不正当利益。
（三）辩护方法：三步突破“不正当利益”认定
第一步：审查证据链的完整性
本案中，法院认定“不正当利益”的核心证据包括：行贿人供述（承认“加快办理”）、受贿人证言（交代“加快审查”）、证人证言（材料不齐仍受理）。辩护人需逐一核查：
- 行贿人供述是否稳定？是否存在诱供或反复？
- 受贿人证言与其他证据是否矛盾？例如，陈某称“交代加快办理”但未明确指示违反规定；
- 证人尹某（科长）的证言是否体现“特殊关照”与“违规操作”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二步：论证“利益本身”的正当性
本案中，法院承认“无法明确涉案审批项目是否违背相关法律、政策”，据此辩护人可主张：当利益本身不违法时，单纯的“加快办理”不构成不正当利益。司法实践中，若申请材料本身符合法定条件，国家工作人员仅因受贿而加快审批进程，一般不宜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参见最高法案例库）。
第三步：区分“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中的不正当利益
本案中，黄某同时涉及个人行贿（30万元人民币）和单位行贿（30万元港币）。辩护人需注意：单位行贿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标准与个人行贿一致，但需考察行贿行为是否为单位谋利。若利益归于单位，且行贿人未个人获利，可从轻处罚。
三、结尾延展：辩护策略的深化与行动建议
本案二审法院最终维持原判，但辩护人提出的“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争议焦点，反映出司法实践中对“不正当利益”认定的模糊地带。作为辩护律师，可从以下角度进一步发力：
- 申请调取审批文件原件：核实项目审批是否确实存在“材料不齐仍受理”等违规情形；
- 引入专家证人：就土地审批中的“自由裁量权”范围进行说明，论证“加快办理”不必然等于“违规办理”；
- 关注立功情节的认定：本案中，黄某检举三起犯罪，但法院未认定“重大立功”。辩护人应重点论证“刘某2合同诈骗案涉案金额巨大、影响范围广”，符合“重大立功”标准（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若您或您的客户正面临类似指控，建议立即委托专业刑辩律师，重点审查“不正当利益”的认定依据，并系统梳理行贿目的、利益性质、审批程序等关键要素。 行贿罪辩护的核心在于“利益边界”的精准界定，唯有穿透形式、抓住实质，方能实现有效辩护。
作者： 博超，北京市京都（深圳）律师事务所
来源： 裁判文书网，案号：（2018）粤03刑终3135号